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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够用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6:25:37 阅读: 来源:装载机配件厂家

郑和七下西洋: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够用?

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。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,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。

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,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,规模都极为庞大,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,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,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,约在九成以上,除军事任务外,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。

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,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,很多人有去无回,史书有云“三保下西洋,费钱粮数十万,军民死且万计”。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(1433年)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,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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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,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,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。故除了郑和本人在《明史》立传外,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,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,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,则几乎湮没无闻。

尽管如此,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,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,他们大多来自江、浙、闽、粤等东南沿海省份。

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,有名有姓、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,东莞籍的占了5人,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。如果按此比例推算,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,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。

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,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?

原来,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,多出自直隶(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,大致是今江苏、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)和南京行在卫军,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。

一般军官和士兵,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。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,多从闽、粤、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,大量民夫、杂役,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。

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,当地壮丁应征随行,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如明嘉靖十四年(1535年)编纂的《广东通志初稿》中就提及,永乐十九年时,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(今韶关市)时,征用民夫、骚扰地方的情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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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“吾粤中路咽喉地”,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,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(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)。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,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。

这些东莞人在“征西洋”过程中也屡屡立功。如东莞县人钟左,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(印尼第一大岛,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,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)接受招安归国,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,“下西洋二次有功”,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。东莞县人李真、陈永华,多次“赴西洋公干”有功,升任锦衣卫镇抚司。

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“父子兵”黄子成、黄本奴,父子成出身卫所,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,子本奴递补,数下西洋,因功先升总旗,再升百户,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。

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,同一年,郑和奉旨六下西洋。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,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。

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,史书上记载不一。近年来,据广东学者考证,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,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。而早在14年前,即永乐五年九月,郑和二下西洋,也是从广东起航。

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,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,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,有所出入。更有意思的是,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,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,有若干广东籍人士,尤以东莞人居多。

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,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,既在意料之外,亦在情理之中。

在明人茅元仪所著《武备志·郑和航海图》中,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,图中上部可见“东莞所”字样。

除了沿海走私之外,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,直航东西洋诸国,即今东南亚地区,走私贩私,从贸易中取利。

永乐元年(1403年),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,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,在北方频频用兵,同时四出遣使,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。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个市舶司,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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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海外各国朝贡(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),日本取道浙江,琉球取道福建,安南(今越南)取道广西,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。

因此,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,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、规模最大、作用最突出的,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,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,有各类房舍120间。

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,在明廷官方来说,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,慑服海外诸藩,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,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。

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(1602年)所修《广东通志》中记载:永乐五年九月“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,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”。

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,船队从广东启航后,所经国家有占城、爪哇、暹罗、苏门答腊、南巫里、故里、柯枝、锡兰等,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。

民间史籍记载,永乐一朝,广东官船频频出海,走私活动(也相当活跃,沿海各县平民、官吏和卫所军士,都有参与。粤东海滨,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“倭寇”,来往密切,甚至窝藏接济,冲击海禁制度。

除了沿海走私之外,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,直航东西洋诸国,即今东南亚地区,走私贩私,从贸易中取利。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《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》一文中称:

“到十六世纪末,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、锦石、泗水、饶洞、万丹、日葛礁和其他岛屿(苏门答腊、西婆罗洲)上,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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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,在当地站稳脚跟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。有可靠的文献记载,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。

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,甚至成为旧港“大头目,以主其地”,并传位给子女,俨然称王。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。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。

前面提到过,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,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,于旧港“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,升正千户”。华人移居海外,喜欢聚族而居,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,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,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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